上一次美国发生了这种情况，结果引爆了次贷危机。
发审委权力过大，为发审委员提供了可能的寻租空间，形成一长串的隐秘利益链条。IPO开闸也让市场参与者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本来面临裁员降薪风波的券商投行精英们，在年末突然身价倍增。
发审委可以设在沪深两家交易所，或者沪深两家交易所可以参考港交所的上市委员会。"当然，也要看到，本届证监会下放行政审批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肖钢主席主导的资本市场的实质改革，值得期待。一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的发审制度凝结了太多人的利益，这也是新股改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发审制度是现行股票上市发行核准制度的核心一环。 "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 "发审委和证监会属于同一层级，证监会很难问责发审委，若要处罚发审委的话，证监会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
根据历史经验，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而长远的过程。按照影响的重要程度，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先贷款，后存款。在美国，除了看金融产品的收益回报外，投资者都会看一下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
第二，银行利息受到的管制太严，银行存款利率太低。所以，今天互联网提供的交易平台跟英美咖啡馆、晚清中国茶馆提供的平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买方和卖方汇集在一起，直接询价、交易，这没什么新的。但在中国，由于是政府兜底，看不出不同产品的风险谁高谁低，唯一看到的是发行方说的收益回报率有多高。如果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余额宝"或其他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靠什么保障？违约后怎么处理？资本金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否该要求经营方按资金比例拨备？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自己的资本参与每个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挑选好每一个投资品种？美国次贷危机中反映出来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问题表明，当金融经营方没有自有资金跟客户资金"同甘共苦"时，经营方的激励会出现扭曲，对所投项目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不一定那么审慎。
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是一个"维稳"问题。
这种看法当然忽视了银行以及资本市场的来历。只不过中金嘉钰的投资者数量很少，跟余额宝无法相比。就像我的湖南老家茶陵县，县内彼此听不懂的方言至少有四种，我完全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搞不懂我在说啥。即使大家都很熟悉的山西票号，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渗透广度和深度远没有一些历史书里说的那么高，原来的票号和钱庄虽然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很大，但它们还不是经济的主流，跟金融在现今社会中的地位无法相比。
每天早上，对股票有兴趣的人来到上海的一些茶馆，举办茶会，大家在一起边聊天、喝茶，边交换信息、洽谈交易。这也是支付宝、余额宝的吸引力所在。道理很简单：原来的交通不发达使交易范围非常受限，交易主要在本地、本镇进行。在18世纪甚至18世纪，一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可能不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更不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
说到受众多和金融危机，这就让我们回到监管的话题，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金融业的品牌比一般商品的品牌更加重要、更加不可替代。
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家都愿意跟老牌金融公司交易之后，要建立新的金融品牌很难。
当然，在交易额只几千、几万元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方便看得最重要，因为即使全丢了，也不一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当时，参与跨国金融交易的人数会很多吗？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金融交易出现大问题，也不会伤害其他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金融也是如此，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还是金融契约，不管其发行、交易和交割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监管强化之后，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但，当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概率就会大增，不监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超过监管本身所隐含的社会代价。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互联网金融 。也正因为跨地区交往那么难、交往频率不可能太高，各地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非常严重，信任的基础会非常脆弱，高度依赖信任的金融交易很难进行。
人对抽象的东西总是更加怀疑，而更愿意去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金融交易面对面都这么难，不见面就能做成大额金融交易当然会更难。
变成一种或少数几种方言。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存款利率上限一旦去除，这部分套利的机会，不久就会消失。
金融交易本来就是基于信任的跨期价值交换，本来就充满怀疑、充满信息不对称，单纯的手机界面、互联网界面虽然能带来便利，但却不利于增强信任。当时中国没有专门的股票交易所，股票买卖只好到当时大家聚会的场所--茶馆来进行。泡沫的好处是让社会资金大量集中于新鲜业态，使其得到廉价资本的充分支持并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坏处是让其中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空空热闹一场。其次，金融交易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了，使渗透面和参与人数都大大提升。
正因为是这样，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客户量可以非常大，具备超越农行、工行的潜力。股票于19世纪进入中国的经历也基本如此。
到了最近几年，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换手一次。当然，我们可能说骑马速度会更快，一天跑300公里--骑马的人都知道，那样屁股会疼死了。
当银行和理财产品之间的收益利差那么大时，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就有非常大的短期发展空间。今天从上海发往欧洲的船数一天就不止这个数。
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有一些短期发展机会。特别是许多理财产品都有锁定期，提前退出的难度较大，所以，投资头寸的流动性会很差。但只要遇到几次问题、几次风险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到了1980年代末期，大概是每两年换手一次。
因管制过多带来的投资选择少是第一个原因。只是在受众数量上差异很大，互联网的受众范围和信息传输速度是原来的咖啡馆、茶馆所无法比的。
在股票交易最初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在伦敦起步的时期，也没有银行、投行或股票交易所，而是在一些咖啡馆里，买方和卖方自己到那些咖啡馆去交流、询价、撮合交易。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中国，还是在欧洲，银行、券商总喜欢以大楼这样非常坚实的建筑结构来表现其"信得过"、"靠得住"的一面。
而大家熟悉的股票在支付结构安排上则完全不同，发行股票的公司不保证任何支付，亏损时当然不能分红，即使公司盈利也未必有义务支付红利，因为股票在契约设计上就是这么灵活，就是这样跟债权以及银行产品不同。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就正处于这样一种过热状态。
